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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天花板”在哪里？这个5000亿之城打了个样******
中新网2月2日电 (中新财经记者 左宇坤)一座县级市的经济体量能跻身“大城市”行列，甚至超过一个西部省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近日，“最牛县级市”昆山再传捷报，成为全国首个GDP突破5000亿元的县级市。昆山牛在哪里？县域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又是否有其他县级市能与昆山一决雌雄？
江苏昆山，一轮红月亮升起在慧聚寺上空升起，与寺塔相映成趣。 图片来源：ICphoto县域经济“天花板”有多高？
近来，全国各地陆续发布2022年经济成绩单。除了各省市之间你追我赶的激烈较量，一个县级市的表现也颇为亮眼。
据昆山市统计局消息，2022年昆山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006.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8%。全国首个GDP突破5000亿元的县级市诞生。
结合目前已公布的2022年31个省区市GDP数据看，青海GDP为3610.1亿元，西藏GDP为2132.6亿元，昆山已超越两者且与GDP为5069.6亿元的宁夏十分接近。
除了可与省份比肩，根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江苏昆山已位列全国105个大城市之中。
自2005年昆山首次成为全国百强县之首后，便稳坐这一位置18年，近几年更是加速发展。数据显示，昆山分别于2014年、2019年跨越3000亿元、4000亿元新台阶，从3000亿元到4000亿元用时5年，而从4000亿元到5000亿元仅用了3年。
在昆山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新一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1月29日的“新春第一会”上，昆山提出要加快复工复产，全力以赴帮助企业保用工、争订单、拓市场、稳增长，切实以首季“开门红”引领“全年胜”。
“小六子”何以逆袭霸榜十八年？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身为“百戏之祖”昆曲发源地的昆山，正如昆曲传统剧目《牡丹亭》中所唱的一样，是座秀丽娇美的江南水乡。
总面积不足1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0余万人的昆山，曾经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在江南这片富饶的土地中并不显眼。更是因为在当时苏州下辖的6个县中排名垫底，被称为“小六子”。
“小六子”逆袭的故事要从改革开放讲起。1984年起，昆山抓住机遇、奋起直追，靠着“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争先创优”的昆山之路，实现农转工、内转外的转型和崛起。
倚靠“最强地级市”苏州，接壤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上海，谈起昆山的发展，首先绕不开的就是其“接沪连苏”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被认为是昆山突破的基底。
“双城通勤人”林涛(化名)在上海工作，住在昆山花桥，这里是大量无法在上海落户或买房的人的最佳居住选择。
“我每天乘坐11号线通勤3个多小时，地铁承载着大量和我一样往返上海市中心与花桥的上班族。也有同住昆山的同事开车往返，每天来回高速120多公里。”在林涛看来，昆山撑起了众多年轻人梦想与现实的平衡点。
据苏州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消息，苏州轨交11号线预计6月开通运营，届时将在花桥站和上海地铁11号线无缝“牵手”。这也将进一步推动昆山融入上海大都市圈。
航拍苏州昆山花桥花溪公园。 泱波 摄与此同时，昆山还是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据统计，昆山实际经营的台资企业有3300多家，昆山地区生产总值的30%、工业总产值的40%、利用外资的50%、进出口总额的60%来自于台资企业贡献。
正如昆曲在与其他戏曲形式的融合中萌发新芽，昆山经济的发展之路同样离不开包容的气质。除了昆台融合，昆山也在加速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耦合发展。
“产业链优势是昆山吸引外资最大的底气，之所以昆山能够保持全球笔记本电脑‘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市场份额，就在于一直坚持‘缺什么招什么’，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昆山市委书记周伟曾表示，昆山正在积极地构建新的智能终端产业链条，聚焦头部企业，给资源，保要素，为企业落户昆山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不可忽视的县域力量
说到县域经济的领头羊，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同属江苏省，与昆山“双雄争霸”的江阴。
无锡代管的江阴截至目前尚未公布2022年GDP。以2021年的数据看，江阴该年GDP达到4580.33亿元，以167亿元的差距紧随2021年GDP为4748.06亿元的昆山之后，位居次席。
江阴北枕长江，南近太湖，地处苏锡常“金三角”的几何中心，历来为大江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江海联运、江河换装的天然良港，工业实力首屈一指。
在2021年GDP十强县中位列第三的，同样是来自江苏省的张家港。此外，江苏苏州常熟市、江苏无锡宜兴市也跻身前十。
这几个已然有着地级市体量的强县也极大拉动了江苏经济发展。2022年，江苏省GDP首次迈入12万亿元新台阶，五年间跨越四个万亿元台阶，紧追广东。
县域经济对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从强县云集的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沿海省份持续发力，到湖北、河南、四川等内陆省份奋起直追，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更多“超级强县”不断出现。(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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